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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根基，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滋养与文化底蕴；中国式现代化则为中华文明注入现代活力，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厘清二者间相互支撑、协同共进的辩证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中华文明凭借其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创新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历史底蕴与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制度创新、价值重塑与实践突破，推动中华文明完成现代转型，使其在当代焕发生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中华文明的独特优势让中国式现代化在制度构建、价值引领、实践路径层面展现出超越西方现代化的鲜明特质，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比较优势与中国特色。

　　近年来，关于中华文明与现代化关系的探讨始终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其间也出现过一些片面、极端的观点。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不仅有力澄清了各类错误认知，更为我们深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本质上讲是文明的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在当代的历史延续与现实拓展。绵延五千余年的中华文明，承载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基因与文化密码，其五大突出特性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独特内涵，塑造了其超越西方现代化的鲜明禀赋，使其呈现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鲜明特色。具体而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创新性、和平性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通过奠定价值内核、塑造思维方式、影响制度设计，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区别于西方模式的独特现代化范式，既增强了全体人民对现代化道路的认同，也为世界各国探索现代化路径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回顾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也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能与时俱进实现自我革新的文明形态。这一独特历程不仅造就了中华文明独树一帜的起源、形成与发展脉络，更使其沉淀出鲜明的连续性特征与深厚的历史意识。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文明通过内生性演化与对外来文明的兼收并蓄，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情感认同、价值追求与思维方式，这些深厚的历史积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肥沃土壤，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要走出一条符合自身文明基因的现代化道路。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深厚历史底蕴，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深厚的家国情怀与历史意识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民心根基，成为开辟现代化道路的精神支撑，尤其是中华文明在长期发展中积淀的家国同构理念，为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情感基础，这对于凝聚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至关重要；二是深沉的历史意识赋予我们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觉与历史自信，使我们能够从历史维度把握现代化进程中“现代”与“传统”的内在关联，充分从历史传统中汲取智慧与资源，让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彰显“中国特色”，形成独具特色的现代化路径；三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绝非对古老文明的否定与割裂，而是对古老文明的更新、再造与赓续，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文明更新的实践，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生动实践表达。

　　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孕育的中华文明，并非僵化停滞的体系，而是始终展现出鲜明的创新性。中华文明重要典籍《礼记·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理念，正是其创新性特质的生动体现。这种创新精神使中华民族始终能以革故鼎新、推陈出新的姿态，从物质、制度、精神层面丰富文明内涵，也让中华文明在漫长历史时期内始终保持繁荣兴盛，成为对世界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强大文明体。同时，这种创新精神也使中华民族始终坚守“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在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时，能够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开创现代化新局面，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新范式。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创新动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开辟文明新路径。中华文明历来主张文明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在与其他文明的碰撞融合中实现自我革新。在与西方文明的交流互动中，中国式现代化既保留现代化的共性特征，又形成“人口规模巨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独具特色的中国特征。二是中华文明“革故鼎新”的价值理念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器物层面实现重大突破。古代四大发明是中华文明创新精神的典型体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这一价值理念得到传承与发展，推动我国在重大科技与民生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从C919大飞机等国之重器，到二维码支付、共享单车等便捷民生服务，都是中华文明创新性在当代的生动实践。可见，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鲜明的创新特质与强劲的创新动力。

　　中华文明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统一性，既是中华民族谋求生存发展的历史与实践的内在体现，也是保障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制度支撑，更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制度建设的深厚民族根基。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民族在长期生存实践中，受地理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逐步形成了以“向内凝聚”为核心的文明特质，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统一性为特征的制度体系。先秦时期虽为统一性制度的初创阶段，但已形成“天下共主”的政治体制；秦汉至明清时期，统一性制度不断发展成熟，逐步确立“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与之适配的主流意识形态，民本思想及相关制度也随之发展完善。这些蕴含中华文明基因的制度要素，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进程中，成为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重要传统资源。

　　中华文明“向内凝聚”的文化传统及其衍生的制度要素，为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深厚民族根基，正如习所强调的，“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成立后，便以中华文明传统为根基，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探索之路，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之制”，为创造中国发展奇迹奠定了制度基础。具体而言，一是中华文明中“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统一传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治理思想，为“不断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重要传统文化支撑；二是中华文明“向内凝聚”的统一性价值追求，内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制度的文明基因，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一特质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制度理念支撑；三是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孕育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历史上各民族团结互助的制度实践，为完善我国民族治理体系、形成兼具统一性与自治性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历史借鉴；四是中华文明大一统传统蕴含的整体性思维，使中国人能够以大历史观统筹“中国之治”与“中国之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作为核心文明基因代代相传，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和谐共生的理念特质，体现为现代化方案选择中的求同存异原则，内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文明观。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意味着其绝非排他性文明，而是能够辩证看待“一”与“多”的关系，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化解冲突中凝聚价值认同，正如习指出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从历史实践来看，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始终保持连续性传承与创新性发展，从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无不彰显其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博大胸襟。这种包容性文明基因内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理念，为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奠定了价值内核。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和谐共生理念，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和谐共生理念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现代化实践始终坚守“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文明理念，形成和而不同的实践智慧，逐步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文明观。二是中国式现代化方案选择始终彰显和谐共生理念。相较于西方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求同存异、海纳百川的原则，传承和合文化智慧，秉持命运与共的处世之道，坚决反对将自身发展模式强加于人。三是中华文明包容性蕴含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思想，为完善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供了重要文化支撑，推动形成“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党关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广泛共识与力量。

　　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源远流长的和合文化逐步凝练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特征。这一特征既体现为和平、和睦、和谐的价值理念，表现为“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也在实践中转化为“贵和尚中”的处世之道。“协和万邦”理念源自《尚书·尧典》，是基于和合文化形成的世界秩序构想，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下大同”的价值追求。这一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外交实践：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以和平为底色的丝绸之路，搭建起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郑和下西洋，践行“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和平理念，为沿线各国带来文明与发展的机遇。这些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胸怀天下的价值取向，推动形成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天下情怀。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天下情怀，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致力于为人类谋大同。中国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与弘扬者，始终坚持开放包容的国际战略，坚决反对闭关锁国与文化霸权，通过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与人文合作，促进各国民心相通，努力成为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二是坚持文明平等，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我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始终秉持文明多样性与平等性理念，坚决摒弃“国强必霸”的旧逻辑与殖民掠夺的旧路径，绝不将自身价值观念、政治体制与发展模式强加于人，始终扮演世界和平建设者的角色。三是倡导文明和合共生，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坚持互利共赢与合作发展，坚决反对零和博弈，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实践平台，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坚守世界秩序维护者的角色。

　　“两个结合”是中华文明实现现代赓续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力量是激活中华文明的关键要素。在长期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不断得到检验与印证，并实现了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与发展。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与马克思主义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不断释放理论伟力，关键在于它能够科学解答中国实际问题，在此过程中激活中华文明，并通过“两个结合”实现对中华文明的重塑，依托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从“蒙尘”走向复兴。“两个结合”，尤其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化学反应”，造就了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文化生命体既是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更是中华文明实现生命更新与现代转型的成果。正是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在“第二个结合”中实现了中华文明“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魂脉”（马克思主义）的深度融合——二者之所以能实现融合，核心在于彼此高度契合、相互成就，能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契合性，是其能够激活中华文明的根本原因。这种契合性体现在多个维度，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之价值理念的高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坚守与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重塑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从文明类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区别于西方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也是融合中华文明优秀特质的现代文明。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文明形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核心的文明模式。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决定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价值方向。在此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重塑了中华文明之根。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都无法脱离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式现代化亦不例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根基，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沃土。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时代性转化，形成了彰显“强起来”的文化形态，夯实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民族根基，使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极易获得全体人民的认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危局，中国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为中华文明复兴指明了正确方向。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激活中华文明的关键要素，并根据时代需求提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对中华文明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明确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与目标。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前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获得了制度基础，被赋予鲜明的社会主义底色，实现了东方文明古国的社会主义转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内涵持续丰富——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位一体”，逐步发展为涵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建设布局。这标志着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不断深化，现代力量持续增强，文明更新日益成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忠实传承者与弘扬者的角色，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与文明创造，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坚定历史自信与文明自信，通过“两个结合”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现代重塑。党中央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了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的历史性成就。习在2021年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与文明更新的产物，鲜明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现代特质与现代化的民族特色。在国际层面，我国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吸收西方文明优秀成果，在兼收并蓄中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重塑，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文明形态的显著优势，推动中华文明现代形态获得国际社会认同与传播，大幅提升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影响力。

　　在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双向互动中，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特色内涵，提供了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底蕴——正如习强调的，“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则为中华文明注入现代特质，推动其实现现代转型。在二者的深度融合中，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禀赋日益凸显，中华文明也实现了自身嬗变，在价值、制度、实践三个维度实现深度融合，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比较优势。

　　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与现代化制度设计，必然与其文化传统深度绑定，植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沃土。因此，中华文明传统深刻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选择——这是由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决定的；同时，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也逐步转变为现代化文明形态，其制度文明通过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融合，转型为现代化的制度文明新形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经过长期奋斗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中国之治”完善“中国之制”，为创造“中国之治”奇迹提供了制度保障，创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这些制度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制度设计提供了重要历史借鉴，为新时代治国理政奠定了制度根基与思想基础。

　　具体而言，一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治国智慧，为解决不同现代化阶段可能出现的党的领导弱化、淡化问题提供了历史镜鉴，对新时代加强“两个维护”、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强化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重要意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强的领导制度保障。二是中华文明中天下为公、兼容并包的治理传统与理念，为形成和完善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使中国政党制度相较于西方“轮流坐庄”的政党制度，展现出决策高效、治理稳定的显著优势。三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团结互助的文明传统，为完善我国民族治理体系、形成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历史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顺利解决民族问题、维护民族团结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些制度共同构成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制度文明层面展现出鲜明的比较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价值观，与中华文明的价值内涵密切相关。党的二十大报告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鲜明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观——“以人民为中心”与“协调发展”。从价值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各领域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新模式，而这一模式的形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密不可分。

　　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尚书》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儒家“民贵君轻”的治国理念、墨家“爱利万民”的价值追求等，都是民本思想的经典表达，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提供了深厚文化渊源。从协调发展视角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并行不悖”“天人合一”的理念，深刻体现了协调发展的价值追求。一方面，“天下为公”“均贫富”等思想，反映了古人对物质富足的追求；“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等理念，则体现了对精神境界的向往——这些思想共同转化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理念；另一方面，“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新时代转化为生态文明理念，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特征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创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选择。

　　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重要区别。西方现代化进程充满暴力、掠夺与战争，遵循“国强必霸”的逻辑；而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历程，走出的是一条“睦邻友好”“协和万邦”的和平发展道路。这种和平发展的文明基因，与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相融合，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道路，遵循和谐共生的逻辑。“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道路的生动实践；中华文明也在这一过程中被马克思主义激活，实现现代转向，转化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特征，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走和平发展道路。回顾世界历史，西方现代化的兴起伴随着殖民扩张、奴隶贸易与战争掠夺，“国强必霸”成为其历史逻辑；而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守和平发展道路，这一选择与中华文明蕴含的和平基因密切相关。习指出：“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热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决定了中华文明必然以和平发展为价值追求，因此习强调，“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

　　中华文明蕴含的和平发展基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崇尚“和合”思想。这一思想具体表现为“睦邻友好”“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交往理念，逐步发展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观、“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价值观、“与人为善”的道德观。二是倡导共享共建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德不孤，必有邻”等理念，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历史上，和平发展理念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中国人的价值准则——即便在中华文明鼎盛时期，中国也始终倡导“睦邻友好”，从未对外发动侵略扩张。中华文明的和平发展理念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和平原则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道路，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国强必霸”的逻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通过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