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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河北记者站站长，高级记者。1945年7月9日出生在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蔺家沟村。自幼在家乡上学到高中毕业，1963年至1968年在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先在邯郸市武安县邑城镇劳动锻炼一年，后借调到武安县委工作。1970年被分配到武安县第一中学任教，同年调到武安县委宣传部工作。1975年1月调河北省科委，1978年秋调光明日报社河北省记者站工作至今。1987年任光明日报河北记者站副站长，1988年任光明日报河北记者站站长至今。2005年11月退休后被返聘至2007年底。

　　1979年夏天，华北、东北的记者在大连市开片会。华北5省市的记者在北京集合，征求个人意见，可以坐火车走，时间20个小时；可以坐轮船，10多个小时；坐飞机快，一个小时就到。我因为没有坐过飞机，选择了坐飞机。当时什么也不懂，跟着记者部的安检、进候机室、登机。记得当时乘坐的是前苏联产的安24小型飞机，只有48个座位，机票49元。上飞机后感到什么都新鲜，从舷窗往下望，渤海一片蓝色，一眼望不到边，海上的一艘艘轮船好象玩具那么大。飞机起飞后，因飞机本身比较旧，在空中受气压影响，有些云彩的水气从机身的缝隙进入机舱，我好奇地问是什么气，周围有人告诉我是云彩的水气。一听说是云彩的水气，心里突然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但又不敢对别人说。好歹时间不长，一个小时就到了，直到走下机舱，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从那次以后，每次坐飞机，都会想起那件事。也许是受那次的影响，以后出远门，除非万不得已，很少坐飞机。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光明日报在北京的东华门中组部招待所开全国记者会。当时招待所的条件比较差，房间也比较紧张，我们一些年轻记者住在大房间，一个房间住6个人。记得当时和我同住一室的有苗家生、梁衡等。因天气太热，房间又没有电扇，晚上热得睡不着觉。实在热得没办法，有的只好睡地铺，过了很久才睡着。这一经验一传开，别的大房间也有人效仿。那时侯住的条件虽然比较差一些，但大家的情绪很高涨，在别的地方开会也有这种情况。

　　1980年夏天，我和当时的记者部副主任杨希明到河北省曲周县，采访县委书记冯文海（冯当年就任团省委书记，后从河北省委副书记岗位到省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那时吃住在县招待所，四菜一汤，每人每天交1斤粮票，1元钱伙食费，根本没有饮料和酒水。采访结束那一天中午，冯文海从自己家里拿了一瓶普通白酒，杨希明副主任不敢喝，怕违反纪律，搞得主人很尴尬。在我的劝说下，说是作为个人的一点心意，我们不好拒绝。我们勉强喝了两杯，说是下午还要改稿子，匆匆吃过午饭。

　　1993年5月上旬，我正在外地采访，省委办公厅打电话通知我，省委书记程维高要请中央新闻单位的负责吃饭，而且要求我必须参加。5月13日在河北宾馆餐厅，长条餐桌一面坐的是省委书记程维高，副书记陈玉杰，常委、秘书长栗占书、常委、宣传部长韩立成等，一面坐的是中央新闻单位驻省负责人。当时程维高的秘书劝酒很殷勤，我心里非常纳闷。后来才知道，我发的两期《情况反映》，一篇是关于扫黄打非的中宣部有批示，另一篇是关于高档歌舞厅发展太快中办有批示。据说是秘书给程维高出的主意，前几任省委书记每年都礼节性的请中央驻省新闻单位吃饭，程维高上任后不懂规矩，得罪了中央新闻单位。其实这完全是秘书的误解。后来程维高微服私访检查文化市场，发现实际存在的问题比记者反映的还要严重，省委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认真研究并制定了扫黄打非领导责任制，这一经验后来在全国推广，并指令中央新闻单位采访，河北省一下子成了扫黄打非先进省。后来省委又专门邀请中央新闻单位座谈，对我们表示感谢。

　　1998年1月10日，河北省张家口市坝上高原的张北、尚义、万全、康保四县发生6.5级地震，死亡49人，倒塌房屋13.6万间。1月12日，按照报社要求，我和陈建强连夜赶往张家口。13日凌晨3点钟到达张家口南站，天亮赶往市委宣传部。宣传部因救灾，无力提供交通工具，我们和科技日报记者刘廉君、上海电台的一名记者4人合租了一辆桑塔纳赶往灾区。到达张北县以后，县招待所作为救灾指挥部，已经住满了人，我们被安排在县印刷厂的客房。数九寒天，零下30度的气温，屋里没有暖气，只有一个烧煤的铁炉子。他们3个年轻，都不会用这种煤炉，我只好精心照料，保持炉火旺盛，火炉上烧着开水，组成了一个临时采访组。

　　下乡采访没有交通工具，只有报废的破吉普车做出租，每租用半天100元钱。没有发票，只给开个白条。当时参加救灾工作的一律在县招待所就餐，食堂24小时有饭，主食是馒头，大锅菜，土豆白菜炖肉，随便用。有时为找车顾不上吃饭，拿个馒头边吃边走路，几分钟馒头就冻得冰凉。洗脸水泼在地上，很快就结成了冰，真是滴水成冰。风吹在脸上，象刀子割似的，体会到了“风刀割面”。有一天早晨下着大雪，两个年轻人扶者自行车在街上聊天，我们吃饭前看见，吃饭回来还在聊，满头满身是雪，成了雪人，仍然谈笑风声。有一天下午在张北县一个村采访，驻军某部准备帮助一对已领取结婚证的小夫妻举行婚礼，问我们合适不合适？能不能报道？我们觉得是个好新闻，就定名为“废墟上的婚礼”，并要求作为独家新闻报道。谁知第二天中央、省、市很多新闻媒体都到了，部队领导表示歉意，我们说无所谓，优质新闻资源共享，扩大影响也好。婚礼的第二天，各级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做了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好的影响。在张北县和张家口市先后采访10天时间，共发回10多篇稿子，全部用出。这次采访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陈慧参军后，先在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分配到华东军区司令部任文化教员。他工作积极热情，入伍半年时间就加入了共青团。正当他以满腔热情为祖国奉献青春的时候，1955年，因海外关系问题受到审查，并被迫退出中国人民。他怀着委屈的心情刻苦学习，1956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陈慧本来就酷爱文学，这一深造机会使他如鱼得水。1957年，他又因为说了几句实话受到团内处分。后来他被分配到石家庄师范学院任教。这个学校因为师资缺乏，陈慧频频更换任教课程，但无论是教古典文学、现代文学，还是文艺理论、外国文学，甚至逻辑学，他都教得得心应手，深入浅出，很受学生欢迎。

　　1979年，陈慧的大弟弟陈敏回国访问，分别30多年的兄弟见面了，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陪着弟弟登长城，游故宫、颐和园、北海，玩得很开心。陈敏向他转达了父亲多年的愿望：希望他全家尽快移居美国。1980年10月，从美国波士顿寄来一封航空信，信中夹着一张彩色照片。这是波士顿郊区一座中国宫廷风格的建筑。在占地4.4万平方米的庭院中，绿树掩映着一座三层楼房。环境典雅，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客厅、卧室、厨房、浴室、车库，室内还有花园、喷泉和各种现代化设备。父亲知道陈慧在国内只住两间楼房，特意为他买了这幢房子。父亲并在信中写道：“亲爱的慧儿：为了与你们合住在一起，不久前我买了这所别墅，你一家快来此团聚吧。房子如果中意，请快办理手续。告诉我何时动身，以便给你寄路费。”随后，父亲一封接一封地来信，信中怀着歉疚的心情，深悔当年没有把他带往美国。他还很动情地表示，他已经退休了，晚年孤独，虽生活富裕，但十分想念长子。父亲还告诉他，已为他找到职业，年薪约2万美金。

　　面对父亲和弟妹的一封封来信，陈慧百感交集，心情极度痛苦矛盾。虽然当初由于和父亲志向不同而分道扬镳，但毕竟是自己的生身父亲，晚年又对自己这样关心。同分别多年的亲人团聚，也是陈慧的热切愿望，到美国，物质生活肯定会好些，但他经过再三慎重考虑，还是婉言谢绝了亲人的好意。陈慧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从16岁毅然离家出走，投笔从戎，义无反顾，为的是祖国的富强，民族的振兴，30多年艰苦奋斗，和全家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他来说，付出的代价越大，也就越珍贵，越应该珍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人民为四化而努力奋斗，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正是自己多年的愿望，30多年为理想和信念而奋斗，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看来，这些同学只注意对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高低作数量上的比较，却往往忽视对历史发展、社会制度、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优劣作质量比较，这正是一些青年学生对西方世界认识产生片面性的原因之一。陈慧开始运用他所熟悉的外国文学作品，让作品本身现身说法，引导学生全面认识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他讲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作品中是这样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普遍现象的，在那里，“金钱控制法律、控制政治、控制风俗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残酷无情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你吞我，我吞你，像一个瓶里的许多蜘蛛。”

　　美国文学中的一个传统主题叫“美国梦的幻灭”，美国梦也叫“美国神话”、“美国理想”，它把美国设想成一个人人能发财、人人都幸福的天堂。许多美国人，许多外国移民，都做过这种想入非非的梦，现在中国也还有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以为那里“遍地是黄金”。陈慧引导学生阅读，帮助学生分析马克·吐温与杰克·伦敦的作品，阅读和分析德莱塞的著名小说《美国的悲剧》，有当代美国作家阿瑟·密勒的剧作《推销员之死》、阿尔比的荒诞剧《美国之梦》等等。这些作家根据他们的所见所闻，以各种文学形式和艺术形象，深刻地揭露了“痛苦和肮脏太多，机会均等太少”的美国社会现实，指出“靠诚实工作可以发财”的梦呓同实际生活距离是何等遥远，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发财和幸福永远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幻影。陈慧具体地分析了《推销员之死》中的主角威利，一辈子做着发财梦，可是一辈子碰壁倒霉，生活竟逼着他用自己的死亡去换取发财的机会，结果却是可悲的人财两空。

　　那么，侥幸发了财的人结果又是如何呢？陈慧通过对当代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的长篇小说《出了毛病》中主人公鲍勃的分析，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即使少数人发了财，金钱和权势带来的也不是幸福，而是不安、苦恼和仇恨。鲍勃是大公司的负责人，生活富裕，但精神总是紧张不安。他害怕上司，憎恨下级，讨厌妻子，仇恨亲生儿女，对周围的一切都忧心忡忡。而周围的一切人也同他一样，同事与他离心，下级对他仇视，妻子歇斯底里，女儿盼望父母出车祸，儿子担心被老子出卖，人人战战兢兢。即使发了财，面对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有什么幸福可言呢？陈慧并没有就此结束，他接着介绍美国作家是如何看待“美国梦”的。美国作家菲兹杰拉德说：“美国梦已丢在一片无垠的混沌之中不知什么地方了。”而福克纳说：“美国梦已变成不再赋于任何意义的大话和空话。”美国作家冯尼格说的更形象：“美国梦翻起了肚皮，变成绿色，浮在无限贪婪的恶浊表面，充满气体，在中午的太阳下砰的一声爆炸了。”连美国人自己都不相信美国梦，而我们有些人还在幻想，这不过是在追逐人家早已抛弃了的幻影。这样结合作品分析，画龙点睛，让学生生动地具体地认识资本主义的真面目。

　　在西方作品中，几乎每一部都离不开爱情，陈慧发现当代大学生的婚姻恋爱观中，自由已不是主要问题，而是把爱情的幸福提到不切实际的高度，或者对爱情抱利己主义的态度。他就结合《简·爱》、《玩偶之家》等作品批判重门第、重金钱、重外貌等剥削阶级恋爱观以及把异性当玩物的爱情观，强调爱情必须高尚、忠贞、讲人格、讲平等、讲道德。在讲授《大卫·科波菲尔》时，他把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两种不同恋爱观作了比较，潜移默化地帮助同学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幸福观，比单纯的正面说教效果要好得多。

　　很多青年学生根本不懂得自由的含义，认为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陈慧凭他渊博的知识，通过西方文化和文学史上的大量事例，列举西方作家和学者的许多言论，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自由的意义。他举例说明：卢梭说，自由必须以“社会契约”为前提，歌德说，“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让学生知道，即使在西方资产阶级那里，自由也不是绝对的；不愿忍受一切束缚的“自由”，只是散漫惯了的小生产者的天真幻想。现代意义的自由，是同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同步发展，一开始便同“理性”和“法的精神”相辅相成。这样讲了以后，学生才点头称是，真正理解了。

　　面对新的挑战，陈慧决心更新外国文学课的教学内容，增加有关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介绍和评论。为了在讲授中拿出有说服力的材料和科学论证，他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几年来，他先后阅读了400多种有关论著，收集和研究了大量原版资料和作品，记下了近百万字的笔记和摘抄。有些作品晦涩难懂，几十页没有标点，他都硬着头皮反复啃几遍，并作了翻译，终于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夺得了这个新领域的发言权。他从1981年开始就针锋相对地开出了评论西方现代派的选修课，填补了教学中空白，也开辟了教书育人的新天地，深受学生欢迎。对于现代派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潮，陈慧在占有大量翔实充分的资料和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批判和分析。他不是简单地加以排斥和否定，而是首先肯定了现代派文学在思想内容上有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面，在艺术上也有所追求，同时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分析了现代派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和阶级根源，指出了现代派文学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扭曲性，思想内容的消极悲观，虚无主义的颓废性和违背事物客观规律的主观性。

　　陈慧通过阅读美国大量原版作品，实事求是地告诉学生，现代派作品并不是西方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品的全部，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除了现代派文学以外，西方现代和当代还有无产阶级文学、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许多处于中间状态的文学和商品文学以及诲淫诲盗的反动文学等等。他旗帜鲜明地告诉青年学生，现代派文学是西方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现代派文学和哲学所反映的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艺术观以及作品中悲观厌世、颓废消沉的虚无主义思想，与社会和人类的进步是背道而驰的，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原封不动地引进和照搬西方现代派那一套并机械地模仿，对我国文学来说，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它不但不是什么现代化的文学，而且会成为腐蚀人们灵魂、阻碍现代化建设的文学。我们的文学应该是激励人民健康向上的生气勃勃的文学，我国近年来有些作者的作品模仿西方现代派手法，赶时髦，因为这些作品同我们的社会主流不合拍，理所当然地受到读者的和冷漠，失去读者是很自然的。陈慧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分析论证，幽默风趣、妙语连珠的讲解，把传授知识和思想教育紧密而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使学生听得津津有味，结果这门只对中文系高年级开设的选修课，还吸引了外语系、政教系以及一些理科系的学生，200多座位的大教室，每次挤得满满的，很多学生找不到座位就带着小板凳去听课。

　　面对现代派文学的挑战和进攻，陈慧不怕一时孤立。他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教学实践，写出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简论》和《论西方现代派文学及其他》两本专著，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很多大学文科把它作为重要参考资料，有的作为教科书。陈慧收集了大量美国近代和现代文学资料，写成一系列关于“美国梦”的文章，对美国梦的产生、发展、蜕化、本质、分类及它在文学上的反映，分别进行了专题论述。1980年以来，他先后写了50多篇学术论文，出了3部专著，并到南开大学、北京师大、河南师大、同济大学等10多所大学，开设有关西方现代派的学术讲座和选修课。凡听过他的课的学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