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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门装的是司必灵锁，不能排除小姑娘已经出去的可能性。问了几户邻居，却都说没见宝珠出去过。上海老里弄的居民，只要家里待着人，十有八九都是从早到晚敞开着大门的，邻家门口的情况都在眼皮底下，有人进出一般都会注意到。如此，喻鼎举、姚丽端夫妇就有些担心了。闻声过来的邻居已聚了十多人，大伙儿相帮敲门、叫唤，屋里还是没有动静。这时，每天都要下里弄了解治安情况的重庆南路派出所户籍警小顾正好路过，见状一问情由，说那就赶紧找锁匠开门吧。

　　喻家所住的房子在仁安里算是比较上档次的，有客厅、厨房、卫生间、大小卧室，还有一个面积三平方米的壁橱。这么大的屋子，只住着喻宝珠母女两人，以当时的居住条件来说，肯定会让绝大多数邻居眼痒。破门而入后，尽管已有思想准备，呈现在众人眼前的一幕还是引发了一阵喧哗——客厅的打蜡地板上，散落着饼干、开口笑、豆沙球、小蛋糕之类的点心，一个彩印马口铁饼干听倾侧在桌子边沿，桌前，穿着花睡袍的喻宝珠倒卧于地，双目紧闭，脸色青灰，显见得停止呼吸已有一段时间了。

　　早上六点半（床头柜上的双铃闹钟设定的时间），喻宝珠起床洗漱，用保温瓶里的开水冲了一杯“阿华田”，坐在客厅餐桌前，打开那个表面喷绘了彩色图案的马口铁饼干听，那是一罐“冠生园”什锦果糕点，里面装的是饼干、开口笑、小蛋糕、豆沙球四样点心。糕点没吃几个，喻宝珠忽然感到不适，从椅子上站起来，可能是想去卫生间。但药性急剧发作，她站立不稳，身体骤然下滑。这个过程中，她下意识地扶住桌子支撑身体，结果把饼干听碰翻，里面的一部分糕点掉到地板上。喻宝珠也随即跌倒，挣扎了片刻——从现场痕迹判断，这种挣扎持续时间极短，其身体从餐桌边翻滚到右侧墙边的沙发前，然后就断气了。

　　所谓的“不详”，是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暗指其母并非“正经人家”的女子，多半是娼妓、戏子一类，否则，那位四品大员完全有能力将其母纳为小妾。不过，喻雅仙自幼的生活状况还算可以，出生后就被生父以领养为名收在府上，有奶妈、娘姨照料。十六岁时结识了生父的一位好友之子凌鸿川，凌是留洋海归，与一美国商人合伙在公共租界华德路经营一家实力蛮强的洋行，财大气粗。凌鸿川是单身，但身边从来没缺少过女人，都是年轻貌美的富家小姐，个个能用英语对话，最后一点据说是学宋子文的样。凌鸿川与喻雅仙一见钟情，不久，喻雅仙未婚先孕，二人随即结婚，婚后生下女儿凌宝珠（即此案受害人喻宝珠）。

　　日本宪兵队与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随即出动，缉拿凌鸿川的亲朋好友，以追查其上下线，企图将“军统”在沪地下组织一网打尽。马某因此被捕，不久亦遭杀害。他被捕前已向上峰急报，要求对凌鸿川的遗孀和女儿妥加保护。“军统”上海区行动迅速，及时将喻雅仙母女转移到浦东惠南镇，以小学老师的身份作为掩护。喻雅仙被迫改名换姓，“良民证”上的姓名叫“臧芝香”，女儿凌宝珠也改名为“臧宝萍”。直到抗战胜利，母女俩返回上海市区，喻雅仙才恢复原名。

　　回到上海市区后，喻雅仙的亡夫被“军统”追认为烈士，发给一笔抚恤金。喻雅仙向“军统”提出，要求追回当初被日伪没收的洋行财产，却气得差点儿吐血——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没几天，美国军舰刚停泊在黄浦江上，凌鸿川的那位洋行合伙人卡特先生即通过美国海军出面，抢先把洋行财产从日本人手里收回，还顺带把凌鸿川在大西路上祖传的一幢花园洋房也作为洋行产业给收回了。美国海军按照卡特的意思，为其出具了一纸产业证明，在的“前进指挥部”开进上海接收敌伪资产后，卡特凭借这份证明，把洋行和花园洋房等不动产全部折价兑换成黄金，然后搭乘美国军舰回国了。

　　曾显聪是有妻室的，其妻汪西凤系沪上大营造商汪呈祥之女。其时汪老板已经病逝，家资与产业由其四个儿子共同继承。据说曾显聪与汪氏多年不睦，两口子要么家暴，要么冷战。家暴并非男暴女，而是汪西凤对丈夫作河东狮吼。按说以曾家的实力和社会关系，应该是不惧汪老板的，但曾伯堂一向讲究和气生财，又好面子，而汪家四兄弟又都是帮会人士，據说与官方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所以不敢对汪家如何。曾显聪作为纨绔子弟，自然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寻花问柳的恶习，从老婆那里得不到温柔，就在外面加倍荒唐。直到去浦东惠南镇避祸遇上喻雅仙后，方才收心。

　　抗战胜利后，他立刻聘请律师与汪西凤打起了离婚官司。汪西凤的狮吼已不像过去那么有底气了，她的四个兄弟中，有一个抗战期间与汪伪“七十六号”有染，被政府逮捕法办，判处死刑；而汪家的大半财产也被作为敌产没收，剩下的汪氏三兄弟气焰立降，汪西凤也跟着降温。这更是让曾显聪对离婚志在必得。不过，汪西凤娘家一致认为不离为好，聘请了上海滩一个被称为“法界勾兑大王”的郁姓律师从中斡旋。郁律师的“勾兑大王”并非浪得虚名，他收了钱钞，积极性很高，工作效果显著，明明法院已经受理了案件，却突然退回，让原告一而再再而三补充材料，这一补充就花了半年时间。然后等待开庭，又是一等再等，好不容易开庭了，竟然判决不准离婚。到1949年春夏之交上海解放时，案子还在原告方的上诉阶段。

　　上海解放后，汪氏三兄弟全部被人民政府作为恶霸逮捕，判了重刑。汪西凤的嚣张气焰自然彻底熄火，此时她没了依靠，更加不肯离婚了。但曾显聪铁了心，况且已有相好喻雅仙，非要离婚不可。当时的司法政策规定，以上海解放当天为界，旧政权法院已经宣判的民事类财产型案子（包括有财产分割内容的离婚案），一定案值以下的一律维持原判，不予复查；超过一定案值的案子，凡是原告或者被告向旧法院提出上诉的，上诉无效，但可以重新向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这些规定并未登报公布，别说寻常当事人了，就是律师也不一定知晓。曾显聪的律师是“三青团”积极分子，虽无具体罪恶未受追究，但他比较识相，不敢再出头露面，这种属于人民法院半内部的信息当然不会传到他耳朵里。曾显聪也蒙在鼓里，傻等了一年多，直到1951年8月才向法院提出上诉。当时对旧法院判决有异议的民事案子相当多，法院忙不过来，于是又有了新规定：上诉的案子需要先进行初查，初查通过后方才正式受理。曾显聪又折腾了好几个月，1951年12月中旬方才等到判决书，人民法院准予离婚。曾显聪、喻雅仙自是欢喜，一面催促汪西凤赶紧搬离，一面着手准备结婚。

　　女儿喻宝珠在读书方面还不如其母。母女俩住在重庆南路仁安里曾家的房子里，“电气小开”曾显聪每月为她们提供的花销不菲，喻雅仙不需要工作，日子却过得比寻常人家优越得多。喻宝珠对读书并无兴趣，她感兴趣的是广泛交际，外加文艺表演——乐器她是不碰的，她下不了这份苦功夫，但她舞跳得好，溜冰也不错，还擅长表演，总是学校文娱晚会上的第一明星，还时不时被社会上的公司年会、庆典之类的请去助场。十四岁上拍摄过电影后，她更是对这种机会盯着不放，学业自然就荒废了。

　　喻宝珠的学习成绩原本平平，隔三差五逃学又拒绝补课，期中期末考试的成绩可想而知。初二上学期，她全部功课门门挂红灯，开创了所在学校最差成绩的纪录。教导主任暴跳如雷，年级组长急得跳脚，级任老师（班主任）连跳黄浦的心都有，成绩出来后的当晚联袂紧急家访。喻雅仙闻知后却若无其事，端出茶点对老师们热情款待；喻宝珠也是满脸甜美笑容，反复向老师鞠躬道歉，连说“我要努力”。次日，昨晚家访的那三位正在校长室汇报时，喻宝珠请学校门房把一份退学申请送到了校长室。

　　当时，参与联合的电影企业都把各自公司筹拍的电影项目或者剧本带往“联影厂”，其中大同公司带去的一个剧本《永远的力量》受到了“联影厂”领导的青睐，认为可以作为“联影厂”成立后的首部影片。于是，一面请作者对剧本进行修改，一面筹备拍摄，力争在当年国庆节前公映，作为向新中国成立三周年的献礼片。在影片的筹备会上，众人对哪个演员饰演哪个角色作了构想，有一半以上的参会者推荐曾在电影《大江之子》中饰演过配角的喻宝珠出演《永远的力量》中的女二号。大伙儿聊得起劲，有人提议，何不去喻宝珠家里当场测试一下，立即得到响应。

　　喻雅仙抵达上海北站后，见两个堂兄堂妹随同叔父、婶婶一起来接站，不禁觉得奇怪，忙问发生了什么情况，是不是女儿出了意外。喻鼎举说先回家吧，到家再说。喻雅仙更是觉得不对头，哪肯罢休，盯着追问。这也是意料之中的，喻鼎举遂说宝珠去溜冰的时候被人撞了，受了外伤，正在医院救治。医院要求交一笔不菲的款子，我们凑不全，只好把你叫回来一道想法子解决。喻雅仙信以为真，哭哭啼啼地说家里有些现钞，不够的话可以把首饰卖掉。一旁的曾显聪立刻表示，钱不算事，都包在他身上，只要人没事就行。

　　刑警下面的话还没出口，喻雅仙突然一跃而起，往客厅一侧的玻璃立柜走去。刑警不知她想干什么，但还是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就在这时，喻雅仙已拉开立柜的玻璃门，从里面拿出一双作为摆设的銀筷子，紧握尾端，抬手便往自己颈部戳去！刑警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喻雅仙那个习练过形意拳的堂兄瞧着不对，一个箭步蹿过来，在筷子尖即将戳进颈部的一瞬间，一把抓住了筷子。几个刑警惊出一头冷汗，连忙上前连扯带拉把喻雅仙劝回桌前，按坐下来，说先请听他们把话说完。又对喻鼎举一家说，你们四位也不必回避，一起听听，帮着分析分析。

　　上述可以混杂毒药的开水、“阿华田”和小糕点都经过化验，并无毒药成分检出，这样就可以初步排除。现场勘查时提取的喻宝珠使用过的牙刷、牙膏也已经过检验，可以排除其作为中毒载体的可能。那么就剩下最后一种可能，即她自己吞服毒药。鉴于的强烈毒性，喻宝珠吞服毒药后肯定会立刻发作，在她一息尚存的短暂时间内，唯一能做的就是垂死挣扎，根本不可能把用来存放毒药的容器——可以是小瓶子，也可以是通常医院用来装药的纸质小袋，或干脆就是普通的纸张，等等——处理掉。所以，如果她是自己直接吞服毒药的话，现场应该留下包装。可是，警方在勘查现场时并未发现这类包装。

　　刑警不由得对这个三十五六岁的汉子刮目相看。不过，这种可能警方也想到了。假设这种情况存在，那么，她把毒药从包装物中取出来之后如何存放呢？还是要找一个容器，即使是一片纸，事后也应该有个去向呀。或者是连纸一起吃下去了？但解剖时并未在胃内发现纸质残余物。也有一种可能，即她把毒药倒在手掌里，然后把包装毒药的纸袋或纸张扔到抽水马桶里冲走，可尸检时法医对其两手涂抹化学试剂进行过测试，也未发现毒药成分。既然如此，那只有暂时排除这种可能。

　　从喻宝珠死亡那天开始，嵩山分局刑侦队就认为不管是他杀还是自杀，都应立案调查，而且大部分刑警都倾向于认为是他杀。当时的规定是，命案需报告上级公安机关即上海市公安局，可是，当天报上去后，市局并未作出回应。于是，嵩山分局只好暂不立案，而是指派三名刑警先行展开调查。后来才知道，市局刑侦处对该案的判断与分局刑侦队是相同的，也倾向于是他杀，主张立案侦查。但是，市局领导的观点却是“先调查，如果发现确凿的他杀证据，再予立案侦查”。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上一年7月15日开始的开城—板门店谈判虽已进行了半年多，但时断时续，美国为了获取谈判资本，不断在战场上搞军事冒险，先后发动了“夏季攻势”、“秋季攻势”，甚至使用了细菌武器。为应对美国可能发动的直接针对中国大陆的细菌战争，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动员起来，搞好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爱国卫生运动由此拉开了帷幕。各地都成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嵩山区政府也成立了区一级的“爱卫会”，号召本区市民积极参加爱国卫生运动，具体措施落实到本区各公私单位、中小学和基层居委会。

　　为制造声势，每个基层单位都把上级下达的“除四害”的指标完成进度“上墙”（即用黑板报、墙报形式予以公布），互相之间还自发进行比赛，未完成指标的要予以督促，完成得好的给予表扬。在这种声势下，全市男女老幼，不管是否有单位，只要具备正常活动能力的，都必须积极参加。本案发生时是冬天，苍蝇、蚊子、蟑螂是没有的，只有老鼠可以消灭。大伙儿都盯着老鼠，一段时间下来，老鼠大幅度减少。不過，指标没有减少，于是就有人从郊区农村或者外地弄老鼠来交差，甚至还出现了物质性的互通有无，死老鼠一时成为抢手货。在这种情况下，因争夺一只死老鼠发生矛盾就容易让人理解了。而这起小矛盾的发生，也使警方对喻宝珠之死的性质有了一个准确的判定。

　　老陈夫妇婚后生育了两个孩子，姐姐十一岁、弟弟八岁。姐弟俩是同一所小学的，姐姐四年级，弟弟一年级。姐姐学习成绩不错，担任班长、少先队中队长、大队委员，弟弟才入学半年，天生顽皮，成绩不佳，还时常惹事闯祸。这次放寒假伊始，老师家访，对家长说了孩子的情况，要求假期期间注意加强家庭教育，争取开学时以新的风貌展现在同学和老师面前。姐姐便自告奋勇承揽了这茬活儿，每天对弟弟耳提面命，进行文化和思想品德教育。这男孩儿倒是个可塑之材，每天主动遵照姐姐的吩咐一样样落实，还时不时进行一些发挥。

　　让姐姐没想到的是，接下来，弟弟就把主意打到她头上来了。小学生也有消灭害虫的任务，不过弟弟是例外，因为他上学半年以来，一向不听老师招呼，课余时间玩耍尚且来不及，哪有时间去打老鼠拍苍蝇？所以甘愿上白榜，照样若无其事地过日子，小小年纪有这份心理素质不能不使人叹服。寒假期间，经姐姐教育启发，他一心要脱胎换骨做个好孩子。2月11日学校开学，刚上了半天课，老师就注意到了他的变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予表扬。稍后，老师又专门和他谈话进行激励，把他的上进心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于是，弟弟就想到了要完成“除四害”指标，空闲时间也不玩耍了，屋里屋外四处转悠，到处找老鼠。喻宝珠死亡的第二天下午，姐姐放学回家，发现家里有一只死老鼠，这对于正犯愁完成不了“除四害”指标、恨不得钻地打洞也要弄到死老鼠的少先队中队长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当下把死老鼠装进一个纸盒，准备明天上学时拿到学校。哪知，弟弟的积极性比姐姐高，发现姐姐的“藏品”后，家庭作业也不做了，立刻把纸盒往居委会送，反正人家会给他开收条，交到学校去一样算指标。

　　没想到，这一送，倒把姐弟俩的母亲刘大嫂弄了个尴尬。当时为配合爱国卫生运动，街道布置对每户居民进行定期卫生检查，按照检查的情况给予评级，分为“最清洁户”、“清洁户”、“不合格户”和“最差户”。不过，“最差户”一般是没有的——那属于对抗人民政府号召，给扣一个“蓄意破坏抗美援朝”的罪名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想当“最清洁户”也不是那么容易。刘大嫂憋着一股劲儿，从春节前就开始努力，终于摘到了“最清洁户”的牌子。同一居民小组数十户中，只有两家被评为“最清洁户”，另一家就是喻雅仙家。她倒不是靠个人努力，而是靠房子本身优越的设施条件轻易夺标。

　　劉大嫂赶紧回家，想弄明白这只老鼠是怎么溜进自己家的，还没进门，就听见姐弟俩的吵闹声。原来，弟弟交了死老鼠，拿着写着自己姓名的收条兴冲冲回去给姐姐看。姐姐弄清楚原委，自是恼火，忍无可忍打了弟弟一记耳光。弟弟本是顽劣少年，当下就把“脱胎换骨”丢在脑后，立刻还原本色，找出弹弓偷袭姐姐。虽说是手下留情，没用石头弹子而只用了纸弹，也把姐姐脑门儿上打出了一个疙瘩。刘大嫂问明情况，说你们别吵了，先和妈妈一起把死老鼠怎么出现在我们家里的原因查个明白，设法杜绝，否则以后再有老鼠进门，别说“最清洁户”了，不挂白牌（最差户）已经算是给面子了。

　　刘大嫂就拿着这个空罐去了居委会。当时的宣传观点认为，老鼠就是敌人，居民发现鼠情应该像发现敌情一样向居委会报告，再反映给爱卫会，供专家分析，以便制订更为精准的灭鼠方案。巧得很，户籍警小顾正好在居委会。刘大嫂向卫生委员说明情况的时候，起初他也没当回事，听着听着，原本有点儿瞌睡的他眼睛渐渐睁大，最后定格在刘大嫂拿来的那个空罐上。他立即一跃而起，从一本报告纸上扯下两张把空罐包上，对刘大嫂说：“去你家看看。”

　　正说着的时候，男主人老陈下班回家，听清刑警上门的原因，赶紧解释说，他前天上午出门买菜，经过弄堂口的垃圾箱时看见了这个空罐，垃圾箱在弄堂的左侧，空罐在右侧的墙边。估计是有人经过时顺手抛入垃圾箱，却差了些许准头，扔到垃圾箱的边沿，又弹落到对面的墙边。他觉得这个空罐不脏，又没损坏，就捡起来放在菜篮子里，买完菜就带回家了。那个年月，用罐子、盒子、瓶子包装的糕点糖果对于寻常人家来说乃是奢侈品，除非有亲友赠送，一般是买不起的。有人赠送的话，吃完了内盛的糖果糕点，也肯定会把空罐留下，作为盛放小物品的容器。所以，老陈随手捡个空罐拿回家之举，在当时是很正常的。

　　空罐里曾经盛放过沾有的糕点，那只老鼠溜入陈家后，循着糕点香味找到空罐，在底部咬了个小窟窿，含有剧毒的糕点残渣导致老鼠死亡。当然，刑警的工作跟爱国卫生运动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不是老鼠的死因，而是准明星喻宝珠的死亡之谜。这个空罐必然与喻宝珠的死亡有关。从空罐表面遗留的喻宝珠的指纹推断，此物很可能是这个姑娘抛弃的。那么，她是如何得到这罐糕点的，又是什么时候把空罐抛弃的？如果喻宝珠是吃了这些有毒糕点死亡的，在她抛弃空罐到中毒死亡之间的这段时间里，这些有毒糕点又存放在哪里？

　　自行车出弄堂口刚拐上马路，对面人行道上有个端着钢精锅子的老太太被路面上的薄冰滑了个趔趄，人没摔倒，锅子却脱手掉落地下，豆浆泼了一地。老费下意识地捏了下车闸，把车停下朝那边观望。就在这时，他听见身后传来“咚”的一声，接着，喻宝珠就走出弄堂，目睹了对面那一幕，不无同情地叫了声：“啊呀，打翻脱哉！那奈能办啦！”一边说一边穿过马路，要去相帮老太太把锅捡起来。但已经有人先一步做了，所以她只是看了看，然后就离开了。费长礼说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姑娘手里已是空无一物。

　　另一路刑警钟乃道、王秀木的调查就没有那么顺利了。他们计划先去向喻雅仙询问。昨晚刑警与死者亲属谈话后，见喻雅仙的情绪很不稳定，建议喻鼎举夫妇及那对堂兄妹商量一下，留下一二人陪伴。那一家子视仁安里的住所为“凶宅”，觉得不便住宿，遂决定把喻雅仙带到他们位于新闸路的住所暂住几天，便给刑警留下了地址。可是，今天上午过去，刑警却吃了空门。问邻居，都说不知道這一家子去哪里了。刑警王秀木便有些后悔，说昨晚没有想到，应该请喻鼎举夫妇的子女留下工作单位的地址和电话的，还应关照一下他们，如果出门的话，要跟居委会打声招呼，以便警方有事可以联系得上。

　　钟乃道说不着急，咱们上派出所打听去。两人去了新闸路派出所，查下来，喻雅仙的堂兄是有工作单位的，系铁路局机务段的采购员；堂妹是家庭妇女，其夫系闸北一个姓丁的西医，上海解放前夕，那医生不知怎么失踪了，她就回了娘家。如今，她的生活全靠西医留下的积蓄。顺便问了问，得知这一家子在政治上都无问题，从未参加过反动党团或封建帮会，也向无治安方面的违法记录，即使那个“守活寡”的堂妹，也未听说有过什么生活作风方面的绯闻。

　　刑警就往铁路局机务段打电话，那边说确有喻某某其人，是供应科的专职采购员。电话转到供应科，不巧，喻去外面采购物资了，具体去了哪里也不清楚。刑警只得请对方给喻留话，让他回来后跟警方联系。打过电话，两个刑警连水也没有喝一口，重返喻鼎举的住处，还是铁将军把门。没办法，只得又去铁路局等候，一直等到下午三点钟仍不见人。再去新闸路等了两个小时，下午五点，方才在喻家门口候到了刚刚回家的喻雅仙的堂兄。一问方知，昨晚喻雅仙的情绪很不稳定，还发高烧，就把她送广慈医院了。当时是堂兄妹两个把她送去的，医生建议留院观察。天明后，喻鼎举夫妇赶来了，堂兄去上班，留下喻鼎举夫妇和妹妹陪护。

　　钟乃道、王秀木赶到广慈医院时已是六点，在走廊与送曾显聪出来的喻雅仙的堂妹相遇。昨晚在仁安里她与王秀木见过面，认出乃是分局刑警，就把曾显聪介绍给王秀木。这个名字钟乃道、王秀木之前已经听说过，于是点头招呼，钟乃道还跟曾握了握手。曾显聪昨晚抵沪后，在北火车站就与喻雅仙分手了。喻鼎举夫妇是比较讲究老理儿的，他们倒不反对喻雅仙与曾显聪交往，但认为曾显聪还没有办完离婚手续，不应该跟喻雅仙显得太过亲密。昨晚阻拦曾显聪随同他们去仁安里也是这个原因。

　　曾显聪告诉刑警，他最后一次见到宝珠是2月12日。那天他要陪同喻雅仙去苏州，买的是十点钟的车票，去北站的路上，他让出租车在仁安里拐一下，接上喻雅仙，顺便给喻宝珠留下些现钞——他解释说，母女俩的生活费都是由他提供的，每月不少于两百万（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还不包括平时给她们买的东西。说到这里，曾显聪忽然眉峰一耸，说我想起来了，这罐什锦果是宝珠自己买的。过年时——年初四或者年初五，我请她们娘儿俩去南京路国际饭店吃罗宋大餐，路过“泰康”（即泰康食品店）时，宝珠进去买了两罐。当时，店员告诉她过几天有三磅装马口铁饼干听包装的新款上市，宝珠当即表示过两天要来看看。12日上午我去仁安里时，宝珠告诉我一会儿就要去“泰康”买那种新品。

　　聊了一会儿，曾显聪先行告辞。刑警进病房询问喻雅仙。王秀木注意到，和一天之前相比，喻雅仙憔悴不少，两眼空洞，神情木讷。原以为这种状况下跟喻雅仙很难沟通，但刑警还是出示了空罐，试着问了问。喻雅仙的思维倒还是比较清晰，言语表述也算正常。她告诉刑警，女儿从小就喜欢吃冠生园的糖果糕点，两年前，冠生园推出了这种什锦果，先是盒装，后是纸罐装，她都特别喜欢。当然，市场上还有散装供应，但她说散装的味道不及盒装或罐装的，所以只买这两种包装的产品。这次冠生园又推出了马口铁听装的，她自是要赶紧去买。不过，12日上午去南京路有没有买到，她就不清楚了，因为她已经和曾显聪去苏州了。

　　那么，这个空罐又是怎么回事呢？喻雅仙说，年初五曾先生请我们母女去国际饭店吃饭，饭后逛南京路时在“泰康”买了两罐点心。不过，这两罐点心并没有拿回家里。回家路上，宝珠去小亚家取一幅油画，还在那里待了一阵儿，吃了晚饭，临走时拿了油画，却把两罐点心给忘记了。12日上午曾先生来接我之前，小亚提着那两罐点心上门了，说是宝珠上次忘记拿的。宝珠还埋怨他，说事后给他寄生日贺卡时已经写明不必送来，让他留着吃。可小亚还是执意送过来了。

　　如果说染毒什锦果在空罐被抛弃之前已经被喻宝珠吃掉的话，她肯定当时就殒命了。可事实并非如此，次日上午她还好好地出门，经过弄堂口垃圾箱时还顺便抛弃了空罐。这就是说，染毒什锦果并未被喻宝珠吃掉，而是放在家里的某个容器内。可是，勘查现场时已经搜遍了全宅，并未发现有哪怕一张半张包过什锦果的纸张，更别说其他放过什锦果的容器了。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喻宝珠肯定把未曾吃掉的包括染毒什锦果在内的糕点放在家里，一直放到2月14日早上才吃。那么，她究竟把纸罐里剩下的什锦果放在哪里了呢？一干刑警想了又想，最后想出了一个合适的去处：她把吃剩下的什锦果放进那个新买的马口铁饼干听里了。次日，她早餐可能没在家里吃，所以没出事。2月14日，她在家里吃早餐，误食了放进马口铁饼干听里的染毒糕点，当场中毒身亡。

　　小亚今年二十三岁，汉族，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其父系著名画家，派人士，政协委员。小亚去年毕业于上海美专，现供职华东工艺美术品研究所，系该所一位年轻的设计员。小亚无刑事或者治安犯罪记录，也未曾参加过任何党派或者帮会组织，政治态度属于一般群众，不像其父那样追求政治进步。可能受家庭经济条件、艺术氛围、画家职业、旧社会遗留的生活习惯等影响，小亚在物质生活方面追求超优，他的穿着打扮既另类又前卫，从头到脚的服饰全部是舶来品。上海解放后，市场上渐渐少有进口服装鞋帽，他就让海外亲戚邮寄。平时经常出没的场所是舞厅、影剧院、溜冰场、游泳池、饭馆、咖啡馆等，出手大方，被人视为“比小开还小开”。小亚家有房产数套，平时不与父母住在一起，而是住在北四川区峨眉路的一处独门独户的私房内。

　　事情的前后经过是这样的——元旦那天，小亚和喻宝珠看了场苏联电影，里面的男主人公是个画家，精心创作了一幅油画送给热恋中的姑娘，由此引出了一段令人感动的故事。从电影院出来，小亚提议去喝咖啡，聊天中，喻宝珠说小亚你也是画家，你也给我专门画一幅油画吧，我肯定喜欢。小亚答应了，当天就开始构思，然后进入创作。为此，他把单位下达给他的设计任务放在旁边。幸亏他这份工作不用坐班，全年除了每月一次去单位领工资或者有时开会、学习什么的，基本都是待在家里，所以单位并不知道。原准备在春节前把画作完成的，可是紧赶慢赶还是没来得及，一直到年初三才完成。这段时间喻宝珠没敢天天过去打扰，两人隔三差五才通通电话，见个面。初三傍晚，喻宝珠借用她家附近一家工厂门房间的电话打到小亚父母家，想撞撞运气，看小亚是否正好在那边。还真让她撞着了，小亚正在参加家庭新年聚会。两人于是约定，年初五下午喻宝珠去取画。

　　年初五下午，喻宝珠如约登门。正好有小亞的另外两个朋友去给小亚拜年，于是，小亚就说都别急着告辞，我请大家吃饭。小亚尽管“比小开还小开”，但他有一双巧手，而且心思玲珑剔透，见识又广，竟然烧得一手好菜。于是四人就吃了一顿不算丰盛但可以说是精品的晚餐，饭后，喻宝珠拿着小亚给她画的油画离开时，忘记拿那两罐什锦果了。次日，她给小亚邮寄生日贺卡时，留言说什锦果就留给小亚了。但小亚对糕点并无兴趣，再说那几天他很忙，所以就没有给喻宝珠送回去。一直到2月12日，他才有空去跟喻宝珠见面，顺便就把什锦果拿过去了。

　　搜查工作直到下午三点才开始进行。这倒并非刑警延误，而是因为小亚独自居住的房屋系其父私产。而其老爸是著名画家、民主人士、统战对象，建国初期公安机关需要采取针对此类人物的行动时，都必须向上级请示。因为这个被触动的对象可能正奉命秘密进行对敌统战工作，或者掩护、协助我方秘密人员执行特殊使命，如果正在这当儿突然发现其住所遭到搜查，那就有可能影响大局。此类工作当然是高度保密的，作为基层公安机关根本不可能知晓，因此，专案组在搜查之前，必须请上级确认，搜查对象并无上述情况。好在上级审批的速度还比较快，专案组上午把报告打过去，下午两点就批下来了。于是，刑警对小亚的住所进行搜查，但没有什么发现。

　　当晚，刑警又紧锣密鼓地对小亚所说的另外两个正在追求他的姑娘小杜和小宓进行调查。组长钟乃道特地关照刑警，我们是调查他是否涉案，不对其他不属于法律规定范围内的情况发表意见，所以他的三角恋爱情况就没有必要向当事人透露，这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并非法律问题。因此，刑警分别跟小杜和小宓谈话时，始终没对小亚还在跟其他对象交往之情况吐露半点儿口风。调查下来的结果表明，小亚之前在派出所对刑警所说的“心里有事”之说法属实。

　　按说，对小亚的审查没有发现其涉案的证据，那就应该恢复他的自由。当时的做法是可以放人，也可以送看守所——称为“留置审查”或者“拘留审查”，反正只要承办员认为有必要，就可以“以拘代侦”。不过，这种手段对小亚是否适合那是需要考虑再三的。专案组议下来，想出了一个办法：小亚有美术和工艺特长，那就利用一下，让派出所以“借用”为名跟其供职单位协调，把他“借”到派出所，搞所里的环境美化，派民警日夜陪着他。所里的活儿干完了，可以到下面的街道、居委会去布置“法制宣传画廊”。一个圈子兜下来，命案应该有个结果了。这样，既可以确保小亚无法玩失踪，也便于专案组随时向其了解情况。

　　这样一来，就苦了两个昼夜陪伴小亚的民警。因为专案组关照过，这人对于侦破案件可能至关重要，必须保证他不溜走、不自杀，而且要将其当作派出所的客人一样对待，不可给他脸色看，他需要民警帮他做什么事情，都必须乐呵呵地去做。这个小亚还真折腾人，喜欢白天睡觉晚上画画或者制作工艺美术品，经常深更半夜让民警陪同他跑到街头去看别处的墙报、海报。这倒还可以接受，难以接受的是他因为家境富裕，花钱如流水，晚上出去动不动就吃夜宵。民警是供给制，每月只发点儿零花钱，哪来钱钞陪他吃夜宵？公家财务制度卡得紧，也不可能列入报销项目。小亚倒是大方，掏钱请客，民警哪敢吃，只好冒着凛冽寒风空着肚子在饭馆、咖啡馆外面等候，满腹怨言还没法儿发泄。

　　第三个调查方向是仁安里的邻居。之前勘查现场时刑警就已对喻雅仙母女跟邻里的关系进行过初步了解，居委会方面说，这对母女平时跟邻居从来不来往，独门独户，自出自进，平时在弄堂里相遇，也就不过互相客客气气打个招呼。母女俩在仁安里其他居民眼里，是属于另类的，好像跟他们隔着一条鸿沟。这中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状况的差异。喻雅仙母女俩有“电气小开”为经济来源，过着优裕的生活，这跟大多数每天为谋生而奔波的仁安里居民相比，那真不是一个层次，所以互相之间确实也没啥可说的。但是，刑事案件的发生有许多不特定的因素，比如因对某种行为“看著不顺眼”甚至因某句话“听着不顺耳”就杀人的案例，刑警也没少见过。在当时普通人的观念中，像喻雅仙、喻宝珠母女这样过着寄生虫生活而且生活得甚好的对象，毕竟是不怎么顺眼的。万一有人由此生发出怨恨之心，又有下手的条件和机会，头脑发热伸一伸手，不是绝对没有可能。所以，专案组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调查。

　　在这个方向，刑警还想到了另一种可能。前面说过，喻宝珠已被电影制片厂看中，准备邀其饰演一部新上马影片的女二号。上海解放后，故事片上马的数量远远低于解放前，这与电影制片厂的减少、题材审查的严格、拍摄条件的改变有关。对于广大观众来说，倒还不算不幸，因为有苏联影片可以填补新片的不足；但对于演员或者做着演员梦的年轻人来说，那就是悲剧了。可以想象，哪家电影制片厂要拍摄新片的话，想饰演主角配角的肯定不少，而喻宝珠被初步选中乃是出乎那些竞争者意料的。会不会有人因为过于想获得这个角色，因而丧心病狂要扫除喻宝珠这个障碍？如果这种可能存在，被选择作为凶手下手投毒的，就很有可能是某个邻居了。

　　截至2月20日晚，新调来的两名刑警杨叔仁、黄阿荣一共调查了喻宝珠生前的同学、朋友七十九人，其中三个男生小金、小方、小史都是喻宝珠的男朋友，最早的那位小金在初一就“谈”了，不过只是互相通了一学期情书，最后因为一次跟同班男生打架输了，所以喻宝珠就不再答理他。小金发誓要挣回面子，于是就去学形意拳。武林谚语云：“太极十年不出门，形意一年。”意思是太极拳学得慢，形意拳学得快。小金同学一年形意拳学下来，果然打遍全校无敌手，因此被校方警告。可是，当他向喻宝珠要求破镜重圆时，喻宝珠已经抛弃了第二任男朋友（也是同校学生）小方，投入了第三任男友小史的怀抱。

　　调查中，小史向刑警透露，2月12日晚上，由小金发起，召集了男男女女差不多年龄的朋友共七人前往新城溜冰场溜冰，喻宝珠是其中一位。这种聚会他们每月会举行一两次，各人都会从家里带点儿零食小吃，到时候大家一起品尝。这天晚上，喻宝珠带去的就是那两罐冠生园什锦果。他记得很清楚，那两罐点心放在一个小网线袋里，那是喻宝珠自己用几种彩色丝线勾编的。他们溜的是当晚第二场，结束时是八点四十分。然后，大家去了溜冰场附设的茶室，选了靠窗用屏风围着的一副座头，要了茶和咖啡，把各自带的零食小吃拿出来摆在桌上，一边吃喝一边聊天。

　　小史记得，喻宝珠带来的什锦果很受欢迎，开了一罐，不一会儿就吃光了。喻宝珠马上打开了另一罐，不过没吃光，剩下一些。之所以没有吃光，一是因为其他人带来的小吃零食各有花样，不可能盯着什锦果一样吃；二是茶室忽然停电了，服务员给每桌送来了蜡烛，说一会儿就修好。但过了十几分钟，又说不是电灯线路出了故障，而是电力公司因茶室拖欠电费，上门来把电线剪断了。大伙儿只好结账走路，离开时，不知是谁提议的，各自把吃剩的食品带回去。喻宝珠的那小半罐什锦果是小史帮她装回网线袋里递给她的，当时喻宝珠还说“你拿回去吃吧，我家还有”，但小史受名医老爸生活理念的影响，不大喜欢吃甜食，婉拒了馈赠。

　　为慎重起见，刑警随即又对小金、小方当晚回家后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他们的家人以及邻居等（其中小方家住公寓，有专职门卫）都证明，金、方两人那天回家后没再出去过。给刑警的感觉是，两人对于喻宝珠接受小史的建议与其重归于好感到非常高兴，都铆足了一股劲要作一番努力，争取赢得喻宝珠的好感，最后谈成朋友——这说明金、方信心十足，有如此信心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不至于在没有其他刺激的情况下突然改变理念，瞬间丧失信心，走向极端搞谋杀。

　　接下来就是对死者亲属的调查了。专案组之所以把死者之母喻雅仙女士也列入调查名单，并非已经听说了什么对其不利的情况，也没有发现这位年轻的母亲跟亲生女儿有什么矛盾纠葛，纯是出于职业习惯。这是一个中外刑侦界概莫能外的套路，也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的，反正凡是发生谋杀案件，刑警在进行调查时，总不会忘记对死者的亲属进行一番他们本人可能都不知道的调查。本案中的刑警也是这样，不但把喻雅仙列入调查名单，顺便将其情人“电气小开”曾显聪也捎带上了，而且把这二位作为第一步就需要调查的对象。

　　喻寶珠把那个曾经装过有毒什锦果的空罐扔掉的时间是2月13日上午七时许，而小亚把那两罐什锦果送到她手里的时间是2月12日上午。据第一拨刑警对喻宝珠的那班朋友的调查，那两罐什锦果是在2月12日晚上八点四十分他们溜完冰后去茶室才开封的，而且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否则早就出事了。然后，喻宝珠就把剩下的小半罐带走了。之前警方检查过那个装过有毒什锦果的空罐，并未发现针眼或者被液体浸泡过的痕迹，可以排除案犯隔着罐壁下毒的可能。这样，下毒的时间就只有在2月12日晚上喻宝珠被小金、小方送回家后到次日上午六点半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喻宝珠通常上六点半的闹钟，七时许在门口碰到了邻居老费，这期间已经完成了起床、洗漱、吃什锦果早餐、把吃剩的什锦果并入马口铁罐子然后出门的一系列动作）。案犯下毒的时间应该是在她睡觉的当儿，悄悄潜入其住所，神不知鬼不觉地下手，然后再溜走。

　　刑警对这些内容不感兴趣，但又不能不让人家说，只好瞅机会巧妙地把话题引到他们想了解的方向，比如曾显聪平时出入喻家是单独一人呢还是曾经带过其他人，喻雅仙外出家中只有女儿一人的时候是否有什么人出入喻家，2月12日夜间是否看到过有人出入喻家，等等。一般说来，这么多对象访查下来，总会有人反映一些似是而非的疑点。可是，这次调查却是例外，这么多居民都说没有什么异样情况，喻雅仙吧，就结交了曾显聪一个；喻宝珠吧，就是那个被她唤作“小亚”的打扮有些另类的青年偶尔上门。

　　对仁安里居民的调查没有收获，三刑警又转向调查以前曾租住过这里的房客。这套房子是1940年时曾显聪之父曾老板的一位客户因没有现钞付货款，折价转让给曾老板的。转让之后，曾租给过三户房客，其中一户是瑞士人，抗战胜利后已经回国了；另外两户是上海人，目前都还住在本市，其中一户杨姓人家就住在附近，另一户姓修的房客的联系方式也查到了。那户瑞士人家当然是没法儿查了，杨、修两户房客都是知识分子，一个在银行工作，另一个是大学老师，他们都说没另外配过仁安里那套房子的钥匙，原先的钥匙在退租时都已经交割给房东了。

　　然后，刑警又去电影制片厂对角色分配情况作了调查。制片厂方面还不知道他们看中的那个美少女演员已经死于非命，刑警把几个年前曾经访问过喻家的导演、明星等召集起来开了个会，通报了喻宝珠的死讯，众人都唏嘘不已。刑警随即言归正传，问是否出现过竞争角色的情况。厂方的回答出乎他们的意料——那部剧本下马了！问及原因，所有受调查者都闭了嘴，有的点烟，有的喝茶，还有人借口上卫生间离开了。刑警便知可能有难言之隐。会后直接找党委办公室，这才知道原来剧作者已被公安局逮捕，据说是历史罪行。

　　2月21日，专案组再次开会研究案情。组长钟乃道说，这个案件的侦查到这一步被卡住，只好考虑改变调查方向。当初法医验尸时曾有结论，说死者生前有过性关系，并有过堕胎史，但我们在调查中询问过死者亲属、同学朋友和邻居，都称对此不知情，现在，应该将此作为重点来进行调查了。不过，这个圈子绕得比较大，我们不知道喻宝珠是去哪家医院做的堕胎手术，因此我们要做好跑遍全市医院的准备，其中包括私营医院甚至没有合法经营资格的地下诊所。

　　于是丁阿姨就留了下来，老王继续跟黄阿姨聊。说到喻宝珠生前不好好读书老是喜欢东跑西跑时，丁阿姨插嘴说，这小姑娘确实脚头散，刚才小阮没跟我说起这点，因此我也没说——我经常在外面看到这小姑娘的，戏院、电影院、饭馆门口，有一次看见她从图书馆出来，手里捧着一沓小人书（即连环画），这么大个姑娘了，还看小人书！还有一次，我去红房子医院看望生了双胞胎的侄女，看见小姑娘也在那里排队挂号，不知道是给她妈妈拿号呢，还是自己看毛病。如果自己看毛病的话，这么年纪轻轻的就看妇科，好像太那个了。

　　接诊医生是个三十来岁体态微胖的女子，姓孙。孙医生查阅了自己整理的病案简况记录存根，说的确有这么一个姑娘来要求打胎，已经怀孕十一周。姓什么叫什么忘记了，即便记得只怕也是假名，不过有两个特征她还记得很清楚，一是那姑娘长得很漂亮，身材也好，堪称美人；二是那姑娘穿得有些另类，里面是一件红底白花的天鹅绒旗袍，外面罩着一件浅绿色薄花呢长风衣，足蹬鹿皮高筒靴子，这套装束一看就是舶来品。刑警一听就知道孙医生没说错，因为那套衣服、皮靴在现场勘查时他们曾看见过，印象深刻。

　　翟医生比孙医生大七八岁，是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儿女子。可能因为喻宝珠那天是穿了家常服装过去的，而且翟医生那天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心思去理会患者长得漂亮与否，所以，怎么也回忆不起来是否为这么一个姑娘做过流产手术。无奈之下，刑警只好麻烦翟医生去一趟医院，查阅手术档案。这招算是成功了，翟医生指着手术记录说，就是这个患者，她特别怕痛，打了麻药还惨叫不已，只好骗她说已经加药剂量了，这才克制了些。手术后，翟医生还真担心她一个人走不到隔壁休息室，是让护士小葛把她搀扶过去的，还特地关照小葛，一会儿她离开时一定要把她送出休息室，交给等候在外面的家属。

　　第二拨刑警先是去了仁安里，喻雅仙母女居住的房子是登记于曾显聪名下的，他也有钥匙，跟喻雅仙又是同居关系，随时可以出入。喻宝珠命案发生后，专案组并未封门，所以他要过去的话是很方便的。可是，仁安里居所也没人，邻居说喻雅仙没回来过，曾显聪也没来过。刑警稍一商议，转身又去新闸路喻鼎举家。喻雅仙昨天已经出院，其叔父婶婶担心她回到仁安里难免触景生情，就把她接到自己家里，先住一段时间再说。刑警过去一看，曾显聪不在。问了问，说曾显聪昨天把喻雅仙接出医院送到这边后，中午在静安寺“迪龙西菜馆”请喻雅仙和喻鼎举老两口吃了午餐，此后就没露过面。

　　当天下午两点多，一干刑警在嵩山分局专案组驻地会合，汇总情况后，稍一商量，认为曾显聪的不见影踪似乎显得反常，说不定已经察觉警方在追查喻宝珠打胎之事，因此躲起来了。专案组随即决定对曾宅进行布控，一旦曾显聪出现，立刻抓捕。同时，对虹口曾宅以及曾家的公司和工厂的电线日上午八点多，刑警监听到一个曾显聪打往虹口曾宅的电话，曾在电话中说，他急需一笔款子，金额大约在五六百万元，要求家人下午两点前把现钞送到外白渡桥畔的礼查饭店门口，他在那边等着。刑警通过电话局查明，该电话是从黄浦邮电支局营业厅的公用电话亭拨出的。随即派员过去查问，邮电局方面说，那是普通的市内电话，不需要登记，而工作人员业务繁忙，没有注意到使用者的情况。

　　礼查饭店建造于1846年，上海解放后改名为浦江饭店，但沪上市民还是习惯使用老称谓。下午一点半，便衣刑警就已进入饭店附近的各个岗位。两点差五分，一辆老式别克汽车在浦江饭店对面停下，从车里下来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曾显聪的表舅屠维山，这人是曾家企业的总会计，也是曾宅的管家，曾老板最贴心的亲信。他在轿车旁边站着，点了一支烟，边抽边往各个方向漫不经心地扫视，但那目光并无戒备之意，应是在留意曾少爷从哪个方向出现，而不是出于防范。可是，一直到两点半，他也没有等到曾显聪。屠维山驾车离开后，刑警出于职业习惯，又等了半个小时，才不得已收队。

　　可是已经晚了。去虹口曾宅的刑警直接闯进门，逐间屋子查看，但根本不见曾显聪的踪影。曾家人不知曾显聪犯了什么事，目睹此状个个大惊失色，围着刑警问长问短。去新闸路喻鼎举住所的那拨刑警，进门就问曾显聪是否去过。喻鼎举点头说来过，可能觉得刑警的神情有异，便小心地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刑警秋风黑脸，说现在是我们问你，曾显聪是几时来的，来干什么？喻鼎举战战兢兢回答，是一个多小时前过来的，不是来找我们，而是来找雅仙——就是我侄女的。

　　喻雅仙经过这些天的调理，精神状况看上去好了一些，说话声音也清亮了。她告诉刑警，曾显聪是来问她要仁安里住所的钥匙的。刑警不解，仁安里房子的钥匙他应该有的嘛，为什么还要过来找喻雅仙要？喻雅仙说，大门钥匙他是有的，但屋里橱柜的钥匙他没有。那么，曾显聪要钥匙干什么呢？喻雅仙说，他要去南方走一趟，说是为一个朋友的事，但没说是哪个朋友，也没说具体到南方的什么地方。他朋友多，说了我也弄不清楚是谁。这事看来好像挺着急，他说来不及从银行取钱，想起我家里的橱柜中有些现金，就先拿去用用。他平时经常在我这里放一些钞票，我把一部分存进银行，一部分就放在家里以便随时可以取用。我们母女俩的日常开销是比较大的……提及女儿，喻雅仙的声音低了下去，眼圈又红了。

　　一干刑警分赴仁安里和北火车站。仁安里那边的居民说，曾显聪先前来过，一会儿就匆匆离开了。北站那边，刑警请车站派出所出动相帮布控，站台、候车室、站前广场一一查看，并无曾显聪的影踪。问了售票窗口和检票口，但工作人员只顾售票、检票，根本没空留意是否有这样一个男子。刑警随即把电话打到上海铁路公安处，请他们立刻与下午两点钟后从北站开出的所有客车上的乘警联系，要求逐节车厢查看是否有符合特征的一名男性乘客，如有，即予缉拿。同时，北站的布控也不能撤，以防曾显聪突然出现。

　　第四天，2月26日，又查到了一个对象。那人姓钱，广州人，职业不详。此人在一年半前与曾显聪结识，也是个有钱主儿，是老板还是小开就不清楚了。反正提供这一情况的曾显聪的一位王姓朋友告诉刑警，之后钱某只要来上海，就要和曾显聪见面，互相请吃饭、跳舞、看戏，还去苏州、无锡、镇江、杭州旅游过。王某只做过两次陪客，对钱某的了解有限，更不知钱某在广州情况如何；不过，王某说曾显聪接待钱某时，喻雅仙经常作陪，所以她应该知晓。

　　2月27日，專案组指派刑警郑寒笙、阮嘉平两人前往苏州，向喻雅仙了解关于钱某的情况。之前，郑寒笙已与张崇师去过一趟云林庵，为的是向庵院方面核查2月12日至14日期间喻雅仙是否住在那里，这次再去，郑寒笙对路线已经熟了，下了火车就直奔云林庵。还是上次见过面的那个知客师傅出面接待，刑警正要说明来意，管理庵院大众饭食斋粥的典座拿着一个硬纸夹进了门，说有桩小事要问一下知客师傅，刑警于是就让典座先说。典座说的果然是一桩非常小的事儿，没想到，对于刑警来说，却是最关键的线索——

　　云林庵对外来临时居住本庵的施主、居士实行收费制，费用不高，每天食宿仅付五千元，该费用由典座负责收取，外人来庵时登记，离开时支付，典座每隔半月结算一次后把钱交给监院。这次，典座把上半月的收入账目交监院审核时，监院说账目有误，多收了一份早餐费。典座寻思，自己是按照知客提供的登记资料结算的账目，而且收取费用时外来居士本人也并无异议，如数支付，就想来问问知客，登记资料是否有误。知客说，监院已经来说过这事了，她是个特别顶真的人，每次账目都要向云水堂（又称寮房，即僧尼、居士居住的房间）抽查核实。这次她核查下来，发现有一位外来信徒2月12日晚上没有在庵院过夜，所以13日未用早斋，可是账目上却记上了，出于慎重，她也来我这里询问过这事。

　　两个刑警听着不禁一怔：2月13日的早斋？那是不是说的喻雅仙啊？于是，就打断两个师傅的对话，要把这事问个明白。典座翻开硬纸夹一看，报出的姓名果然是喻雅仙。郑寒笙、阮嘉平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竟会歪打正着撞上这份好运气。这些日子，专案组一直在苦苦寻觅2月12日晚上潜入仁安里喻雅仙、喻宝珠母女住所投毒的那个家伙，根据此人必须持有钥匙或者具备开锁手段的作案条件，首先怀疑的对象就是喻雅仙和曾显聪两人。可是，这两人当晚都在苏州，没有离开过各自下榻的旅馆和庵院，这是上次刑警赴苏州调查的结果。现在忽然冒出喻雅仙2月12日晚上不在庵院过夜的情况，那么，那天晚上她去了哪里呢？难道是潜回上海作案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本案就是母亲谋杀亲女的凶案了，这种案件极为罕见，必须慎而又慎，掌握铁证。于是，刑警便把监院请来，询问她是怎么知道喻雅仙2月12日晚上不在庵院的。监院说，最近一段时间由于烧香拜佛的信徒显著减少，向本庵捐献较多香资的更是微乎其微，所以，庵院四大寮口八位执事（寺庙庵院四个重要部门的八位主要负责者）决定严格执行收费制度，当然，不能多收，但也不能漏收。这是监院负责的事情，所以她很认线日早斋时，正好她去暗查，发现用早斋的人数与登记不符。当时她没吭声，待典座把账目送上来后，发现典座的确是按照登记人数收取的斋资，那不是出家人应有的诚信做派，所以立即提出质疑。为此，她还向当时与喻雅仙同室的三个居士了解过，她们一致说，喻雅仙在2月12日晚斋后就离开庵院了，是跟本寮房的八人之首（相当于室长）赵居士打过招呼的，并说明天上午八点钟前会回来。次日，喻雅仙果然按时回来了。

　　曾显聪是一小时前被突发奇想的留用老刑警王秀木拿下的。王秀木的奇想是什么呢？要说这还真是一般人想不到的——曾显聪不是有个正在打离婚官司的妻子汪西凤吗？尽管两人长期水火不容早已分居，但假如曾显聪在这当儿突然去找汪西凤呢？上海解放后，汪家的势力没了，估计她很想跟曾显聪和好，否则她就没有出路，所以，这种情况下她会接待突然登门的曾显聪的。况且她根本不知道这几天发生的情况，肯定不会对名义上的丈夫有什么戒心的。这种可能，之前专案组分析情况时谁也没有想到，现在既然想到了，自然要去汪西凤的住处看一看。这一去，曾显聪就给拿下了。

　　他对喻雅仙感情颇深，如果不是至今尚未办下离婚手续，肯定早已和她结婚了。爱屋及乌，他对喻宝珠也是视同己出。他觉得自己和喻宝珠的关系，介乎父女和朋友之间。而从喻宝珠的角度来看，可能把他作为朋友的成分更重些。小姑娘经常当着其母的面，和他这个未来的继父勾肩搭背，嬉皮笑脸，拍着肩膀称呼“老兄”，或者是“Dear”，这使喻雅仙很不自在。有时喻宝珠和母亲因为一些小事怄气，还会故意刺激母亲，冷不防给曾显聪来个拥抱之类。

　　在日常生活中，喻宝珠遇到困惑或者解决不了的事情，通常都不跟母亲商量，而是直接向曾显聪求助。去年深秋，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私服打胎药无效，只得找曾显聪帮忙，并要求他对母亲保密，免得喻雅仙为此歇斯底里。喻雅仙的性格具有严重的两重性，在外人面前温柔似水，但面对曾显聪和喻宝珠，却经常是蛮横无理，为达到目的，动辄以自杀自残相胁。这个忙曾显聪自然是要帮的，但他有一个条件，即喻宝珠必须说出谁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他要和这个人当面谈谈。喻宝珠无奈，只得告诉曾显聪，孩子的父亲就是小亚。稍后，小亚也认账了，并且写下了一份关于此事的说明，和喻宝珠一起在上面签了字。办妥此事，曾显聪才陪同喻宝珠去红房子医院堕胎，费用自然是由他支付。

　　接下来的几天，曾显聪被喻雅仙折腾得几可用“死去活来”来形容。曾显聰的各种解释无效，忍无可忍之下，终于决定和喻雅仙分手。这下，喻雅仙终于清醒过来了：她和女儿的优裕生活靠的全是曾显聪，这一分手，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不得已，只好主动向曾显聪示好。曾显聪同意和好，但有一个条件，即这件事到此为止，从今以后不得再提。尽管顶着小开的名声，曾显聪也是个有自己原则的人。他觉得，既然答应了为喻宝珠保密，那就要说到做到。什么时候喻宝珠愿意自己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那是她自己的选择。他相信，这件事日后总会弄清楚的。

　　春节过后，喻雅仙提出要去苏州还愿，还要求曾显聪同行，曾显聪并未起疑。稍后，传来了喻宝珠猝死的消息。曾显聪根本没往喻雅仙头上去想，因为他知道喻雅仙在庵院还愿，不可能去上海作案，再说，她一个女人，上哪里去弄？近日，风传警方在调查自己，曾显聪对警察办案的印象还停留在解放前，担心和警方纠缠不清，就想出了一个调虎离山的主意，自己消失一段时间，避避风头。去哪里躲呢？他想到了尚未离婚的妻子汪西凤。诚如刑警王秀木所料，汪西凤以为他回心转意，对其热情有加，殷勤款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