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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盗伐林木罪是盗窃罪的特别法条，即凡是构成盗伐林木罪的行为必然构成盗窃罪，然而却难以认同行为人盗伐林木的行为必须适用盗伐林木罪。司法解释规定，盗窃罪的数额较大标准为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而盗伐林木立木蓄积五立方米以上、幼树二百株以上、价值二万元以上为数量较大。比如张某盗伐数株林木，立木蓄积1立方米，价值1万元，那么张某是否构成犯罪？按照主张法条竞合说的观点，张某不构成犯罪。但毫无疑问的是，若张某是将他人伐倒的遗留在现场价值1万元的林木盗走，则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这就出现一个悖论，行为违法程度较轻的盗窃林木行为构成盗窃罪，而行为违法程度更重的盗伐林木反而无罪。这样的结论实在让人难以接受。又如，李某为非法获利，欺骗他人挖走10棵香樟树，林木蓄积量5.1立方米，价值3万余元，正在实施盗挖的17棵香樟树蓄积量6.9立方米，价值5万余元。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5000元，主要理由是李某的行为属于“盗挖”，而非“盗伐”，未终结树木生命，尚未对生态环境造成无法挽救的后果，其行为危害最主要体现在侵害树木所有人的财产所有权，不构成盗伐林木罪。法院的判决当然是正确的。但如果李某是盗伐，则按照法院的观点，李某应当认定为盗伐林木罪，毕竟盗伐既侵犯树木所有人财产所有权，还破坏林生态环境。然而按照盗伐林木罪的法定刑，李某则只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这同样是一个悖论，侵犯双重法益的盗伐林木罪在处刑上却低于侵犯单一法益的盗窃罪。同样的情形在林木价值特别巨大情况下也会出现，即行为人自己盗伐最高只能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而盗走将他人伐倒的林木，则最高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不过，按照想象竞合犯论者的观点，当行为人盗伐的林木价值达不到盗伐林木罪数额标准，但满足盗窃罪入罪标准，或者盗伐林木数额特别巨大，以盗窃罪量刑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时，均应当认为行为人构成想象竞合犯，适用“从一重处断”原则，对行为人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当行为人盗伐林木的价值同时满足盗窃罪与盗伐林木罪的数额标准，则以盗伐林木罪定罪处罚，理由是认定为盗伐林木罪能够完整、全面地评价行为人的不法内容。但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完全可能存在以盗窃罪量刑可能比盗伐林木罪更重，以盗伐林木罪处罚本身就违反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

　　笔者认为，由于犯罪本身的复杂性，刑法条文在进行规制时也不可能简单化，这就必然导致不是所有的法条都与其他法条泾渭分明、互不相关。由此，理论界对法条之间的关系界定为所谓的补充、交叉、包容等竞合关系，进而在理论上出现无休止的争论，却对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并无助益。实际上，罪与罪之间本身就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个行为也并不是只能符合一个犯罪构成，而绝对地排除其他法条的适用。笔者以为，刑法理论归根结底要指导刑事司法实践，当理论不能为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提供有效方案时，就不必纠结于必须在理论学说中寻找根据。无论是法条竞合还是想象竞合，两者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对行为人正确定罪量刑，因此，对于盗窃罪与盗伐林木罪而言，到底是选择法条竞合论的主张一概排除盗窃罪的适用，还是选择想象竞合犯的主张两罪都是有条件的适用，并不重要。既然盗伐价值二万元以上的林木构成盗伐林木罪，同时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那么在法律没有指明盗伐林木行为必须适用盗伐林木罪或者禁止以盗窃罪进行评价的情况下，司法者没有理由当然地排除盗窃罪的适用。因此，不必过分强调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的区别，而应当根据具体案情，以犯罪构成为标准，以罪责刑相适应为原则，综合考虑行为人对生态环境及公私财产所有权的危害程度、林木价值大小、主观恶性等因素认定是盗窃罪还是盗伐林木罪，以更好地实现公平正义。